鮑全林和吳寶清同歲，都是1913年出生，顧玉良比他們小一歲。他們三人先後同一時期在徐福記「學生意」，滿師後也都留在徐福記做事。

徐福記主要是做批發，許多顧客來自華中、華南，其中福建幫的客人由鮑負責，湖南幫的客人由吳負責，顧則負責江西、湖北、廣東等地來的客戶。他們漸漸都成爲徐寶富的得力助手。

徐寶富對鮑、吳、顧三人也非常照顧，有意培植他們日後自行創業，每次雇船運貨沿長江上溯去長沙等地時，鮑、吳、顧三人中任何一人若奉派押貨，都會允許他自備一些貨物「搭便船」一起運往外地出售。鮑、吳、顧三人則採合夥制，任何一人有貨物「搭便船」，其他兩人都有一份。

在固有的客戶外，鮑、吳、顧三人若開拓了新的客源，徐寶富會以較優惠的價格讓他們經手，其中的價差，就是給他們的獎勵。到了1936—1937年，鮑、吳、顧三人的社會關係和財力基本上都已可以自立門戶了，但他們仍留在徐福記，替徐寶富出策出力。

1941年十二月「珍珠港事變」後，英、美、法等國向日本宣戰，日本和德國、義大利組成軸心聯盟，中國和英、美等國結為同盟，對日抗戰便不僅是中、日兩國間的戰爭，而是整個世界大戰中的一個戰區。國民政府這時已遷都四川的重慶，西南地區突然湧進了大量的軍民，軍用和民生物資都缺，物價飛漲。徐寶富在上海的各廠有的受到戰火損毀，有的被日軍徵收製造軍需用品，所以他乾脆把各廠各店全都歇業。但是各廠仍有人留守，店裏的工作人員也不遣散，因爲倉庫中各廠的產品仍多，非自己生產的其他貨品也不少，大量的各種日用貨品可以輾轉運向西南地區出售。將貨物運去西南的抗日後方，主要是經由長江，但三峽險灘，航運有其一定的風險，徐福記的貨船就曾發生過翻覆事件。

後來有一次，徐福記的貨船到達湖北宜昌時，日本軍機開始不時炸射長江上游的貨船，企圖切斷這條水上補給線，而宜昌的貨價也已大幅上漲，因此徐寶富決定把貨物在宜昌出售。可是鮑、吳、顧三人認爲值得冒點風險，把貨物運去重慶，因爲重慶的貨價又高出宜昌許多。於是他們徵得徐寶富同意，貨物由他們三人依宜昌價格承接，原船繼續上行。船到重慶後，三人獲利甚巨，徐寶富也樂觀其成。

徐寶富去世後，鮑、吳、顧三人合作自己創業，在抗戰勝利前曾運一大批日用百貨去重慶。貨物輾轉運到重慶後，遇上國幣大幅貶值，因此觀望不售。不久抗戰勝利，三人將這批貨物轉運臺灣，在基隆開設一家頗具規模的百貨店。因爲臺灣在戰後民生日用品的物資也十分缺乏，社會型態一直以農業爲主，沒有什麼工業基礎。所以每次上海有貨物運抵基隆，中南部百貨業者就紛紛携帶現款來批貨，生意非常好做。

1949年後，大陸與臺灣數十年不通訊息，基隆的這家百貨店一開始就由顧玉良的親戚謝君負責，由於長期不通音訊，謝君就遣散同仁，結束業務，後來全家移民去了義大利。鮑、吳、顧三人在上海，因爲是「富商」，文化大革命期間（1966—1976）頗受打擊。但在放棄大部份資產後，都能平安渡過。後來部份財物發還，所剩雖不多，也都能接受由絢爛歸於平淡的生活。